议。他简单而又具有说服力地谈到我们的目标和期望。他讲话时不看讲稿，他的话显然打动了其他首脑。罗纳德·里根并非像批评他的人描绘的那样是个只有一个心眼的人。他没这么简单。在这一天，他再次显示了对发生在美苏关系中的历史性变化的悟性，并且用老友相对那样的独有的里根式谈吐表达了他的信念。他的自信心和自在感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强。北约会议散会出来时，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的克里斯·华莱士要求采访我。他说：“我希望���提过任何希望，从未做过任何指示，事实上，他并没有亲自把这项职务交给我，也不曾就我担任这项工作对我表示祝贺。在白宫干了10个月之后，对此我也不觉得惊讶了。里根就是这么个人，他能信任我，我已经感到荣幸了。1987年11月5日，那是一个阳光充足、略带一丝秋天凉意的日子。我们排成一列走进玫瑰园。总统代表国民感谢卡普·温伯格使国家重新变得强大。他指出卡卢奇有足够的资格接替温伯格的职务。接着，他又宣布，科林·国授权动用武力的决议也无动于衷。他仍然继续在通向灾难的道路上飞奔疾驰。他不会不知道他将失败，但只要他能掌权，他显然甘心以伊拉克人死亡的代价来支付他对科威特冒险之举的费用。从一开始起，总统的直觉就是正确的。他从感恩节视察部队归来曾对我说过，制裁起不了作用。我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已经势在必行了。我现在仍认为，制裁是国家武器库中一件有用的武器。例如，制裁有助于加速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破产。但是，制裁只对那些年，在一种非常不同的背景下，又给我提出了美国种族遗产来历的问题。在卡特当政年代，我于1978年作为查尔斯·邓肯的初露头角的军事助手首次去非洲，对该大陆的东半部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当时没有使我引起很大的感情共鸣。1992年3月8日，我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再次去非洲正式访问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阿尔玛与我同行。我特别想访问塞拉利昂——我们访问的第二个国家，因为我的堂兄弟阿瑟·“索尼”·刘易斯曾特别是第八近卫集团军。而现在我是国家安全顾问，正忙着谈判一些应当使美国第五军和苏联第八近卫集团军变得无用的协议。那天晚上，美国方面在美国大使官邸举行烛光晚餐，招待苏联代表团。趁谈话一度中断时，我俯过身去对阿赫罗梅耶夫说：“元帅，您想必是仍在服役的最后几位二次大战时的军人之一了。”此时距二次大战胜利日已经42年了。元帅点点头。“我是最后的马希坎人。”他说。我笑了，对他如此熟悉詹姆斯·库珀①感到惊讶。
�血，他的身体内聚集了30磅液体，因而引起浮肿。陆军驻欧部队军医局局长弗兰克·莱德福已经从海德堡赶来。我们同迈克在一起呆了一会儿之后，他带我们到一个小房间去介绍了我们儿子的伤情。迈克需要做骨盆手术，这种手术目前还在试验阶段。他还受了其他一些重伤，其中包括尿道破裂。莱德福医生说，迈克的康复需要4至6个月的时间，而且现在还很难说能恢复到什么程度。直到好几个月以后，我们才从迈克的一位朋友那里听到翻车之后发����军种参谋长汇报完毕和总统从五角大楼的台阶上发表讲话之间，我只有为时15分钟的机会。切尼在他的办公室里安排了一次会议，到场的只有布什、切尼、斯考克罗夫特、苏努努和我。我们坐在圆桌旁，切尼让我先说。我给每人发了一份我的图表。“总统先生，”我开始说，“我向您说说兵力集结是怎么进行的。”我指着图表上的当时的日期，并提醒那时候我们在沙特阿拉伯约有3万人的部队。我们当前的任务是遏制敌人和保卫沙特阿拉伯。在几周五十，海军造船规模也将大幅度收缩。总之，苏联军队将采取纯“防御态势”。接着，我写下了相当大胆的预言：到1994年，“东欧将无苏联军队”；“华沙条约将被取代”；“东德将不复存在”；所有东方集团国家将成为“多党制的中立国”。我还写下：德国——“重新统一”，柏林——“不再分治”。我预计，到1994年南非将出现一个“黑人多数派政府”。而在拉丁美洲：“古巴被孤立，落后于时代潮流”。当然，麻烦地点继续存在，我
联发生未遂政变后，这里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想看到在核裁军问题上的一些新的主意，”总统说，“我不要高谈阔论。我要实实在在的建议。”不几天，我们就制定了一份建议，它远远超出了我曾敦促的取消火炮发射的核武器的范围。建议的范围无所不包。取消短程核武器，像陆军的“长矛”导弹。停飞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已经值班32年之久的轰炸机，并卸下其核武器。除了三叉戟核潜艇上的战略导弹外，从所有舰艇上都卸下核武器。拆除用。施瓦茨科普夫的最伟大的一个成就是能把这么多复杂的军队融合成一个战斗集体，而不触犯几十个国家的元首的尊严，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杰出的才能。施瓦茨科普夫还善于同他的阿拉伯主人打成一片。他年轻时曾生活在该地区，并认真学习过阿拉伯文化。魁梧而不信教的诺姆能与阿拉伯人坐下来喝茶，并像深交朋友一样与阿拉伯的上流人士亲切交谈达数小时。他成了法赫德国王最喜爱的一个人。班达尔的同父异母兄弟、空军中将哈立德·本·苏霍顿之事就是出于这一目的。这是一种政治暗算行为。不过，我试图客观地看待种族问题。我在共和党政府内被委以最高层的重任，被任命为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绝不是摆设。这工作既实实在在、要求严格，又是至关重要的。在我与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共事的两年期间，我没有从他们的举止言谈中察觉到有一丝一毫的种族偏见。然而，他们是领导着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向美国黑人传达的主要信息似乎是：拉紧靴袢①，靠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但能干什么，”迈克不停地这样说，“我一直期望把陆军变成我的生命。我现在能干什么呢？”我出去后与范达姆医生谈起迈克的军人生涯被迫中断的事时说：“你若是先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就好了。”他表示理解，但是态度却很坚决。“我很抱歉，但这是现实，”这位医生说，“这个现实是迟早要面对的。”第一次手术后的那个夜晚真是太难熬了。最难熬的是迈克，但是对于我们其他人也同样难熬。医生告诉过我们，骨盆可以自动愈合，但是除非手术成��建立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其结果就是一场灾难。在波斯尼亚，我们应付的是一种已有千年历史的盘根错节的民族纠纷。基本的决定很简单，但很棘手。我们卷入这场战争还是不卷入？如果政治决定是卷入，我准备做我在“沙漠风暴”中所做的事情，安排各种军事选择方案。但是《纽约时报》社论指出，我们可以只是轻轻敲它一下。“在所谓的专家们建议我们需做的事只是进行一次小规模的外科手术式轰炸或有限袭击时，我当然心情不安，因为在期�
